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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子晚报:“做鬼也幸福”令文学蒙羞

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发表在某报上的《江城子》,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——“天灾难避死何诉,主席唤,总理呼,党疼国爱,声声入废墟。十三亿人共一哭,纵做鬼,也幸福。银鹰战车救雏犊,左军叔,右警姑,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。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。”连日来,由这首词所引发的文学伦理反思,闹到了沸反盈天。 (6月16日兰州日报)

细勘如此笔触,确实太过轻佻,替那些遇难者“表态”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。许多人认为,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,但以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,已足以令文学蒙羞。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,这起事件都是对文学创作的严重警示。

警示之一: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,但其自由却有个不应逾越的底线,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。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,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,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。

警示之二: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,面对灾难和伤亡,作家应该保持凝重,而不可有丝毫虚浮。近日,著名演员成龙对目前很多剧组涌往地震灾区拍摄电影批评道:“目前我知道的就至少有20个剧组在灾区拍摄素材,这样很不好……我敢说拍出来的多数都是大烂片”,而且“这不仅帮不到灾区人民,反而还会因为烂片太多而麻木了大家对于灾区的感情。”这样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。

王兆山的这首词,即便可以称为一种“英雄乐观主义”,但从另一面看,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,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——至少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矫情。如笔者的网友所言,让灾难凸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奋进,这种狂躁的心态显然是不大正常的。

由此,灾难可称是衡量作家的砝码。通过上述现象,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、作风的虚浮。这是很令人悲哀的。不过从另一方面看,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,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,可能也能成为文学发展的契机。假如通过这次批评,文学中人能够认真思考“王兆山现象”,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,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,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。

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,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,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提高水平、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。而退一步说,即便这一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把握,但至少应该由此风波明晰文学创作的底线。 (河北 隐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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